「我就是不想看到社会资源被我鄙视的人所掌握，才创业的。」这是徐建军的又一句名言，流传甚广。
沿着这些巨大的野心和骄傲，徐建军做了很多事，起点就在传媒界。 他的自负最早源于写作上的才华。27岁时，徐建军成了杭州青年时报最年轻的副总。成名作是「球火中烧」，开了杭州媒体先河，也为徐建军在传媒名人堂获得了一个席位。
那时候的徐建军和青年时报一样，端的是精英主义派头，是杭州传媒界最横冲直撞的异类。在同事们眼里，徐建军和他管理的文体部、浙江新闻部以及杭州杂志，是有事儿就抢版面，没事儿就一个劲自我表达。
每天清样后，都是纠集了一大帮人于夜排档喷喝吐，一直搞到鱼肚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搞的身体就像租来的，每天直到消耗到油灯枯尽才肯放平。」
老朋友李梓新形容徐建军，接上了1990年代末的媒体江湖血脉，到处都称兄道弟。
江湖气味弥漫，这家体制内的都市报，显得愈发束手束脚。那时候的杭州城，尽管有一江一湖，却依旧小的可怜，往西走就远得荒芜，秀气到不待见大排档和烟火气。这个缺乏「边缘力量」的城市，夹在传统的传媒重地— —北京、南方之间，不咸不淡。圉于杭州，在时报后期的徐建军只盼着各地的传媒界朋友们，常来杭州与他聊聊天。
他理所当然地出走了。
于是，杭州城有了第一份生活方式类的民营报纸——《行报》。它有自诩最细腻的文字，最精致的版面，放肆炫耀着徐建军和他同事们的品味。
《行报》很快成了零售量第一的报纸，一纸风行，当然是在杭州范围内。
纸面优雅，背后却是蹉跎。一家民营报纸所能经历的匪夷所思，徐建军挨个经历了遍。比如为了异地办报的问题，他们曾经用一辆大巴，每周都把所有人拉倒上海去编辑排版，完事儿再运回来。
最尴尬的是没钱。
行报的团队在杭州城辗转，从一个小楼，搬到另一个小楼。那段时间，他们甚至需要借高利贷来维持运转。
这些「白骨如山鸟惊飞」的痛苦，徐建军不愿过多渲染。
在行报某一期的刊首语里，徐建军写到：「想做一份内容出色并在同品种内卖得最好的报纸，同时赚很多钱。」报纸品相出色，但实在离赚钱太远。
「当时我们做事前忘记了生存是第一的，同时我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徐建军明白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