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跃动的眉梢、灿烂的笑眼，你会相信，她会一直这样清醒而快乐地活着，通透着世事，追逐着自由，在幼稚与成熟之间的大片交错地带里放肆地奔跑，做那个最孩子气的大人和最成熟懂事的孩子。
2017年新工作第一天，日子有点不好过。
「费德勒传记电影就要上映了，请问您的传记电影什么时候上映？」
「网球学校进展怎么样？」
从记者们连珠炮似的提问中回到休息室，李娜没顾上眼巴巴瞅着她等待吃奶的婴儿，直奔经纪人：「我刚刚回答问题是不是不如过去流利了？」
这不是她想象中回归公众视野的模样。电影没拍，网球学校也只在计划中。关于电影，李娜是相对被动的那一方，她只是被诠释的原型人物，负责提供故事，至于创作，则属于导演陈可辛的控制范畴。但网球学校完全不同，早在退役之前，这个计划就已经被多次提及，退役当年，有媒体将李娜对于未来的计划总结为：网球学校、孩子，都会有的。
3年过去了，孩子有了，接下来该轮到网球学校了。
对于自己要办一个什么样的网球学校，李娜一直有一个明确的方向。3年前的退役发布会上，她将这个方向概括为：「不只是教网球，还要提供教育，要让孩子们在打网球的同时完成学业。」
3年后，这个蓝图渐渐清晰——这是一所以网球为主题的学校，在这里，核心关键词不是网球，而是学校。每天上午是高质量的文化课，下午是训练时间，而学校并不只为孩子们提供网球一种可能性，6岁的小朋友来了，每个下午都是运动嘉年华，周一学网球、周二打篮球、周三练足球、周四学体操、周五去游泳，具体想学什么，可以等升入高年级之后自己选。而对于学打网球的孩子，到一定年纪后，是继续打网球还是去读书，也全部自己决定。
「进入体育这个圈子，不管是100人还是1000人，最后只有一个冠军。我们这样的网球学校，不是为了解决1%，而是99%不能拿到冠军的人。」姜山说。李娜的目标不是「培养下一个李娜」，而是让网球变成一种经历，帮助无法成为冠军的人找到出路。
李娜对于网球学校的构想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个人诉求的表达，她想带给人们的是另一样东西：自由选择。
这是李娜自己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从未得到过的东西。4岁那年，因为有点胖，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她出门跑步，跑过街边的烧卖摊时，她觉得自己也很像一只烧卖，「满头满脸的汗，红彤彤的头脸上冒着热气」。一年后，她被送去羽毛球业余体校，因为手腕太硬，几乎没有上过场，每天都是自己在场边练习挥拍。8岁那年，业余体校的网球教练看中了她，于是，她又被送去学网球，住进了体校的集体宿舍。
那时，每天晚上10点是李娜的难关，来宿舍为她辅导功课、洗衣服的妈妈将在这个时间离开，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让妈妈留下来的权利，只能闭上眼睛装睡，等妈妈走后再躲在被子里哭，她告诉自己「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而这种方式则是「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
11岁时，李娜进入湖北省队的集训队，师从前亚洲冠军余丽桥。在那里，她没有犯错的权利，如果一件事被说了两三次以后还改正不了，教练就会发火：「教猪都教会了。」如果一个动作连续失误，就会在「滚滚滚」的斥责声中被推下场。没有表达情绪的权利，如果哭，教练会说，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如果不哭，教练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
最后，甚至连告别的权利都没有。李娜在深圳打完青少年比赛回武汉，来接站的是叔叔，叔叔先领她去吃了早饭，然后把她带去爷爷奶奶家，在爷爷家楼下，她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李娜14岁。
爸爸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李娜说，因为「好好打网球、拿全国冠军」不仅是父亲留下的遗志，也是帮母亲赚钱还债的途径。她形容那时的自己「倔强、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在自传《独自上场》中，李娜如此写道：「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许多年后，儿时的网球场还会出现在李娜的噩梦里。站在网球场的底线上，网球会突然从四面八方呼啸飞来，有时狠狠打在身上，有时一下子飞向接不到的落点，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抗，不停挥拍，一个个打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