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主题为“共赴时艰，共塑未来”的2019胡润新金融百强榜峰会在深圳东海朗廷酒店召开，「CEO搜索引擎」二次元新闻中心受小铜人创始人&著名媒体人刘侠风先生特邀支持大会二次元新闻制片，创始人&CEO龙昱璇、联合创始人&CTO粟新获邀出席大会。
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副理事长、中国基金业协会母基金委员会主席王忠民演讲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理事长王永利进行了一场主题为“中国经济换挡转型调整最关键的时期”的现场演讲。
刚刚过去的2018对中国经济而言，我认为最突出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变，变化太大了，以至于2017年底，2018年初很多人对2018年给予的预测基本上都不对。大家可能知道，某著名公司十大预测里面错了九个半，这个其实是现实变化超出了我们很多人预想的表现。
今天不光中国，全球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有人说2018年全球的股票市值年底比高峰期的时间减去了18多亿美元。那么怎么看2019？我的观念，如果每年你只就当年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是很容易犯错误，所以我可能要跟大家稍微展开一点，我认为中国经济从2011年底开始增长率下行，但是真正的拐点是2015年，而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调整最关键的时期。
给大家分享中国金融主要经济金融指标的变化情况：
第一，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从1978年底大概货币总量0.1159万亿元，一路上升到1999年末11.76万亿元，2018年突破180万亿元。大家可以看到，M2增长在2015年开始一直下降，2018年基本上在8%的水平上波动，增长速度已经下到个位数。
第二，我们住户的净存款，2015年2月是29.9万亿元，这是最高值，之后一直下降，2015年高峰值低了，比2012年余额还低，到2017年仅为24.68万亿元，到2018年9月末还不到24万亿元。也就是说很多人到现在依然在讲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单看我们住户部门的存款总额，依然是全世界储蓄率很高的国家之一。因此房地产价格不能再涨，再涨会对经济社会包括人口的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也不能允许它大幅下降，否则对整个住户部门的消费会产生严重的冲击，这是重大的变化。
第三，我们看看财政收入结构。我们知道1999年的时候中国突出了三大改革，就是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医疗体制改革。这三大改革是政府或者企业要往里投入，但是几乎没有回报，导致整个发展越来越差。1999年全面深化改革之后，资源变资本，资本变杠杆推我们到“不差钱”的时代，克服了1998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冲击。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明显回稳，为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我国2000年止跌回稳的时候，国际上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只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率。这时放眼全球，一个巨大的力量在东方，所以中国在2001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我们的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世界需要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就在申请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组织，为什么一直进不去，为什么在2001年就能加入，跟当时的变革是密切有关的。
但是今天这三大改革都积累了很深刻的问题，不仅仅是房地产，我们教育的问题也很严重，医疗同样也是。中国急需要新的一轮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改革开放。其中由于三大改革推动我们进入2000年之后，财政的资源性的收入不断在扩大，资源性收入扩大以后，它的税费收入的压力就会减轻。所以在前些年尽管我们没有提高税费的收入率，但是实体经济部门感觉好像压力越来越松了。但是2015年之后，发生了一个转变，资源性的收入遇到了瓶颈，再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低。
第四，整个经济下行，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财政扩大支出，财政的收支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一方面加强税费的增管，在2015年不断实施减费降税。另一方面，大家会看到从2015年，政府部门的负债急速上升，其中有一个从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叫存款性机构对政府的债券，2014只有5.5万亿元，2016年一下到16.23万亿元，2017年20.49万亿元，2018年已经接近24万亿元。我相信2018年底一定会突破24万亿元。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财政的资源型收入它是没有成本的，是它的收入。但是如果是负债的话，本身就有一个还本付息的问题，所以金额越来越大。2018年到现在大家争论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财政赤字要不要放大，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可能需要一定时期的适度的放松，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财政收支的矛盾压力从2015年之后跟原来发生一个本质的变化。
第五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央行的货币投放结构。在2000年开始到2014年上半年，我们国家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是中央银行购买外汇形成储备投放的基础货币，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叫外汇账款，在1999年只有1.4万亿元，到2014年5月末27.3万亿元。有了基础货币，货币存量就会快速增长，从1.4万亿元一路上升到27.3万亿元，这个规模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央行外汇贷款是我们最便捷最便宜的方式。但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外汇占款减少，特别表现在2015年、2016年，央行外汇账款急速下降，到2016年下降6万亿元。
这个时候社会需要流动性，货币的投放更依赖银行贷款投资。银行贷款和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有什么不同呢？成本完全不同，因为央行买企业的外汇，对企业来说是收入，对央行来讲成本也很低，它直接把人民币投进去就行了。但是如果企业现在不是卖外汇取得的人民币，而是通过贷款取得的资金的话，同样要还本付息，这个成本就会往上升。
货币投放要增加，就要向央行拆解。不管怎么样，本质上它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一种拆借，这种拆借期限不同，但是年化利率大概不会低于3%。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中央银行冻结了商业银行很大规模的一个法定存款准备金，大家知道今年1月刚刚宣布，本月份两次降一个点。这里面有利差，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只有1.62%，
而拆借出来平均的利率不会低于3%，巨大的利差实际上是转嫁给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而商业银行一定会想一切办法往外转移，由于它的环节比央行买卖多，因为央行主要给政策性银行，国有大银行，大银行给中小银行拆，层层要加利润。即使出了银行体系，我们金融融资的层级也是全世界最多元化的，我们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有央企，国有大企业，有中型的央企，大型民营企业，有一般性中小企业，等到了中小微，可想而知他们融资成本怎么样。
资金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是总量可能在一定的缩减，但是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环节大幅度提高，跟2015年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人搞政策，没有意识到财政的收入结构和货币投放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总的来看，主要的变化在2015年，我们政策上也做了很多的调整，2010年发生股价大跌使很多打股票的公司能够融到资金大幅减少。再就是实施了三去一降一补，去杠杆的结构这个力度在加大。2015年还放开了二胎政策，现在很多人呼吁要采取鼓励措施增加生育，但力度根本不够。
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观点，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大的转变，没有三五年是做不到的。如果3-5年基本上是对应到2018-2020年，这是重要的过程。我认为，2018年大家会看到很多的挑战，但是2018年它仅仅是刚刚开始。
其中全球性产能过剩是2008年全球面临的，以前我们想一切办法刺激经济发展，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供给，后来发现不行，要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要按照需要进行生产。所以在这里面中国有个问题，我们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很快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从2011年经济开始下行，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我们经济下行了6年，经济下行会使很多问题暴露，甚至会动摇大家的信心和凝聚力。所以在十九大的时候，中央面临一个挑战，如果拿不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拿不出让人们幸福的举措的话，国内的稳定、信心、凝聚力都可能面临挑战。
大家看到十九大做出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决定，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分为两步走，成为综合国际水平领先的国家。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会信心受到很大的鼓舞，自信能够增加。但是国际局势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现在说世界正在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中国崛起是最根本的因素，这可能是2018年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的事件，要积极面对。
因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大攻坚战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会后各个部门各个层级都在发力，三去一降一补，结果到2018年上半年造成社会资金流动性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到7月份之后我们不得不做重大的调整，现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你就会知道背后的压力有多大。
不管怎么讲，我认为2019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中国有很多的问题矛盾和挑战，但是跟主要经济体去比，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去比，我们有更大可调整空间。不管是发展阶段还是宏观政策，我们可调的空间是非常多。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准确的把握宏观，准确做出宏观的决策，方向要准，措施要对，步骤要稳，稳中求进依然是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
相信越是大的冲击，我们的改革开放就越能够得到有力的支持，相信今年的改革开放会有更多的举措推出，我们中国的发展前景依然非常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