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放协议复兴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之一Juan Benet是一个出生在墨西哥的程序员。
他现在住在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郊的一个小巷的三居室出租屋里，住户就是他和他的女友、另一个程序员，加上一个不停变化的客人，一些客人属于Benet的组织：协议实验室（Protocol Labs）。
在九月的一个温暖的日子里，Benet穿着一件黑色的协议实验室卫衣在门口迎接我。这个空间的内部让人想起了HBO的《硅谷》里的孵化器/联谊会会堂。它的客厅被一排黑色的电脑显示器所霸占。
在门厅里，“欢迎来到瑞文戴尔（Rivendell）”的字样在白板上潦草地写着，这是对《指环王》里艾雯城（Elvencity）的一种致敬。“我们把这房子叫做瑞文戴尔”，贝内特不好意思地说，“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瑞文戴尔。这里没有足够的书、瀑布或是精灵。”
Benet现年29岁，他认为自己是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曾短暂繁荣过的第一场P2P革命的孩子，那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Bit Torrent这样通常是非法地传播媒体文件的网络推动的。
那场最初的繁荣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联网分散的开放协议根源的逻辑延伸。互联网已经表明，你可以在基于群众的网络中可靠地发布文档。像Bit Torrent或Skype这样的服务将这种逻辑带到下一个层次，允许普通用户在互联网上添加新功能：创建一个分布式的（主要是盗版的）媒体库，就像用Bit Torrent那样。或者帮助人们通过互联网拨打电话，就像使用Skype一样。
Benet坐在瑞文戴尔里的客厅/办公室里告诉我，他认为随着Skype和Bit Torrent的兴起，21世纪初就像是“P2P的‘盛夏’”——它的黄金时期。
“但后来，P2P就撞上了一堵墙，因为人们开始喜欢集中的架构”，他说，“部分由于p2p业务模式是由盗版驱动的。”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Benet以一种让人想起Elon Musk（埃隆·马斯克）的方式说话：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扫视着你头顶上的一片空气，就像他在看一个看不见的提词器来寻找措辞一样。
他对协议实验室正在发展的技术充满热情，但也热衷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环境中。对于Benet来说，从分布式系统到更集中的方法的转变，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
“游戏规则、管理所有这些技术的规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现在所构建的结构将会描绘出未来5年或10年后截然不同的图景。”
他接着说：“当时我很清楚，P2P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但当时我并不清楚的它的风险有多高。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必须接过接力棒，现在轮到我来保护它了。”
协议实验室正是Benet试图接下这根接力棒的尝试，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对互联网文件系统的彻底改革，这个系统包括我们用来定位网络上网页位置的基本方案。
Benet把他的系统称为IPFS，这是“星际文件系统（Inter Planetary File System）”的缩写。
当前的协议HTTP将网页从一个单一的位置下载下来，并且没有内置的机制来归档在线页面。而IPFS允许用户从多个位置同时下载一个页面，并包括程序员所称的“历史版本控制”，这样过去的迭代就不会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为了支持该协议，Benet还创建了一个名为Filecoin的系统，该系统将允许用户有效地出租未使用的硬盘空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数据的Airbnb）
「现在，地球上有无数待机或闲置的硬盘驱动器，以至于它们的所有者只是在赔钱，」Benet说，「因此，你可以将大量的供应带上线，这将降低存储成本。」
但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协议实验室的雄心远不止这些项目，Benet的更大使命是在未来几年支持许多新的开源协议。
为什么互联网会从开放走向封闭？
一部分解释在于“不作为”这一原罪：当新一代的程序员开始着手解决InternetOne未解决的问题时，只要程序员保持系统闭源，就会有几乎无限的资金来源进行投资。
Internet One开放协议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们是在大多数人都不关心网络网络的时代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能够悄悄地达到临界数量，而不必对付富有的企业集团和风险资本家。
不过，到21世纪中期，像Facebook这样有前途的新公司，即使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之前，也能吸引数百万美元的融资。而且，私人部门的资金确保了公司的关键软件保持关闭状态，以便为股东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
然而，正如风险投资家ChrisDixon指出的那样，还有另外一个在本质上比金融更具有技术性的因素。
“假设你想建立一个开放的Twitter”，Dixon坐在AndreessenHorowitz纽约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解释说，他是那里的一位普通合伙人。“我在Twitter上叫做@cdixon，那你怎么存储这个信息呢？你需要一个数据库。”
像Facebook或Twitter这样的封闭架构将用户的所有信息——他们的操作、他们的点赞和照片、他们在网络上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图谱——放入一个由公司维护的私有数据库中。每当你查看你的Facebook新闻提要时，你都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非常小的一部分，只看到与你相关的信息。
运转Facebook的数据库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操作，依赖于遍布全球的成千上万的服务器，由地球上最杰出的工程师们监管。从Facebook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人类提供了一项宝贵的服务：为地球上几乎所有人创建一个共同的社交图谱。
他们不得不出售广告来支付提供这项服务的成本——以及他们的网络的规模赋予他们的影响世界各地二十亿人的思想的惊人力量——是为了这共享社交图谱要付出的一项虽然不好，但也不可避免的代价。
这种权衡在21世纪中期确实是有道理的；创建一个能够追踪数以亿计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数据库——更不用说20亿了——是只有一个组织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正如Benet和他那些区块链传道伙伴们急于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合理性可能不再存在了。
那么，当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十亿用户，并坐拥数千亿美元现金的时候，你如何才能在这个时代让新的基础协议被有意义地采纳呢？
如果你恰好相信互联网在其当前的化身中对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日益严重的危害，那么这个看似深奥的问题——让人们采用新的开源技术标准的困难——最终会产生重要后果。
如果我们想不出一种方法来引入新的、能与现有架构匹敌的基础架构，那么我们就会被永远困在现在的互联网。
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就是政府干预，以减少Facebook或谷歌的影响力，或者是某种来自消费者的反抗，鼓励市场转向更少霸权的在线服务，这就相当于是为了当地农民的市场销路而放弃大型农业设施的数字版。
这两种方法都不会颠覆Internet Two的基本推动力。
作者：Steven Johnson，纽约时报记者
英文原文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由公众号「机器之能」团队成员张震、Edison、Rik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