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现代科技史的学生来说，互联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剧本。
就像Tim Wu在他2010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总开关」那样，所有主要的20世纪信息技术都有一个相似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爱好者和出于好奇心和社团的玩具，到最后终结于跨国公司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持续关注。Wu称这种模式为周期，至少在表面上，互联网以令人信服的准确度符合这样的周期。
互联网最初是由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项目和业余爱好组成的大杂烩。但万维网首次进入大众想象中的20年后，它在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也间接地从苹果公司——这些在资本主义史上最强大、最有价值的公司中诞生了。
区块链的倡导者并不接受这一周期的必然性。
他们认为，事实上，互联网的根本比以前的信息技术更彻底地开放和分散，而且如果我们成功地坚持这种根本，它本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网络世界就不会被少数信息时代的巨头主宰；我们的新闻平台也不会这么容易受到操纵和欺诈；身份盗窃将远不这么常见；广告收入也将分布在更广泛的媒体领域。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将互联网看作是相互堆叠在一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就像考古挖掘中的地质层一样。
其中一层是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发的软件协议组成的，并在90年代达到了临界数量，至少在受众方面是如此。（协议是通用语言的软件版本，是多台计算机同意彼此通信的一种方式。有一些协议控制着互联网原始数据的流通，有一些协议控制发送电子邮件消息，以及有一些协议定义网页地址。）
然后在他们之上，是另一层基于网络的服务——Facebook、谷歌、亚马逊、Twitter——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基本上都是这些服务掌控互联网世界。
第一层——我们称为Internet One——是建立在开放协议之上的，而开放协议则依次由学术研究人员和不归属与任何人的国际标准组织定义和维护。
事实上，最初的开放性仍然存在于我们周围，以一种我们可能不太能意识到的方式。电子邮件仍然是基于开放协议POP、SMTP和IMAP；网站仍然使用开放协议HTTP服务；比特仍然通过互联网的原始开放协议TCP/IP传输。
你完全不需要了解这些软件协议是如何在技术上运转的，就可以直接享受它们带来的好处。他们共有的关键特征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网页，你不需要向拥有HTTP协议的公司支付授权费；如果你想用SMTP发送电子邮件，你不必向广告商出售你的部分身份。与维基百科一样，互联网的开放协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基于人民群众的产品。
要理解这些协议的好处是多么巨大而又难以察觉，那就想象一下其中一个关键标准没有被开发出来会是怎么样。
例如，我们用来定义地理位置的开放标准GPS。
全球定位系统（GPS）最初由美国军方开发，在里根政府时期首次被用于民用。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它主要被航空工业使用，直到个人消费者开始在汽车导航系统中使用它。
现在我们有了智能手机，可以从我们头顶的GPS卫星接收到信号，我们利用这一非凡的力量做了各种事情，从寻找附近的餐馆、玩PokemonGo，到协调救灾力量，无所不包。
但是，如果当年军方把全球定位系统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又会怎样呢？
那么，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表明消费者对建立精确的地理坐标感兴趣的一个市场信号可能会流向硅谷和其他科技中心的创新者，因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位置投影到数字地图上了。
竞争对手之间肯定会有几年激烈的竞争，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专用卫星送入轨道，推进自己的独特协议。但考虑到从单一常见的方法验证位置的效率，最终市场会选定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型。
我们就叫那个假想的公司Geo Book吧。
最初，对于试图在硬件和软件中建立定位意识的消费者和其他公司来说，全面拥抱GeoBook将是一种飞跃。但慢慢地，一个更黑暗的故事将会出现：
一个能够追踪全球数十亿人动向的单独一家私人公司，会建成一个基于我们移动位置的广告巨头。任何试图构建地理感知应用程序的初创企业在强大的GeoBook面前都很脆弱。适当的愤怒论战将会被写来谴责天空中这个老大哥的公众威胁。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原因很简单。
地理定位，就好像网页和电子邮件地址和域名的位置一样，是一个我们用开放协议解决了的问题。正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没遇到的问题，我们很少考虑到GPS是有多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开发了多少不同的应用。
开放的，分散的网络在Internet One层上非常活跃而且运转良好。但是自从我们在90年代中期在万维网上安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很少采用新的开放标准协议了。
在1995年之后，技术专家所解决的最大的问题——许多是围绕着身份、社区和支付机制——都留给了私营部门去解决。这在本世纪初带来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服务层，我们可以称之为Internet Two。
尽管互联网开放协议的发明者们极具聪明才智，但他们没有把一些关键元素放进开放协议。这些元素后来被证明对网络文化的未来至关重要。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安全的开放标准来在网络上确定人类的身份。
信息的单位可以被定义——网页、链接、消息——但是人们没有自己的协议：没有办法定义和分享你的真实姓名、你的位置、你的兴趣，或者（也许最重要的是）你和其他网民的关系。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主要的疏忽，因为身份正是一个能从公认的解决方案中获益的问题。
它是以太坊的创始人Vitalik Buterin所描述的「基础层」基础设施：诸如语言、道路和邮政服务、商业和竞争发生的平台实际上都是通过在公共领域的底层来支持实现的。
在线下，我们没有一个开放的市场来购买实体护照或社保号码；我们有一些大多由国家力量支持的著名权威机构，用这些权威来想别人证明我们就是我们所声称的那个人。
但在网络上，私人部门突然介入，填补了这一真空。因为身份具有普遍问题的特征，所以市场受到了很强的激励要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界定你自己和你认识的人。
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报酬递增」或「网络效应」的自我强化反馈循环开始生效，经过一段时间在涉及如Myspace和Friendster的社交媒体初创企业的实验后，市场决定了什么才是本质上明确你自己和你所认识的人的专有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Facebook。
Facebook的用户超过20亿，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的整个互联网。成立仅14年，用户的增长就使它成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价值的公司。
Facebook是可以划分Internet One经济和Internet Two经济的鸿沟的终极体现。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拥有定义电子邮件、GPS或开放网络的协议，但是有一个公司拥有能够定义今天的20亿人社会身份的数据——而有一个人，名叫Mark Zuckerberg，拥有该公司的绝大多数表决权。
如果你认为集中式网络的兴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而早期网络开放协议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青少轻狂的错误意识，那么我们就没什么理由再去烦恼我们是怎么放弃了Internet One时期的愿景。究竟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国家，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还是说伊甸园本身就是一种必将被集权破坏的幻想。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试图恢复Internet One的架构都没有意义；我们唯一的希望是通过监管和反垄断行动，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控制这些企业巨头。
这是古老的Audre Lorde格言的变体:「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你不能通过提供更多的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技术为我们创造的问题。你需要在软件和服务器领域之外找到足以匹敌的外来力量才能瓦解垄断集团。
但是在这个类比中，主人的房子是一个双层小楼。上层建筑确实是无法用建造它的工具来拆除的，但是那下面的开放协议仍然有潜力去建造更好的东西。
作者：Steven Johnson，纽约时报记者
英文原文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由公众号「机器之能」团队成员张震、Edison、Rik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