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1978年，中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政策透露出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的风向。你作为先行者做了很多探索，当时的环境如何，是否能让你安心创业了？
刘永好：那时候的生活很困难，但我父亲依然鼓励我们学习科学技术。他是县团级领导，那个时候的《参考消息》只有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订阅，所以我家里就订了《参考消息》。通过《参考消息》，我看到世界的动向。尽管内容不够多，不够全，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世界基本的格局和脉搏。
那时无线电技术刚刚开始出现，我们几个兄弟试着从装矿石收音机，到装晶体管收音机，再到装电视机。装一个电视机要用三十几个电子管，我们自己去买了各种各样的零件，后来装出了可能是成都市第一台个人组装的电视机。
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图像，听见声音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有这样的学习能力，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锻炼，这是我们不断（向前探索）的诉求。
CE：1979年，你们刘永好兄弟想做的电子厂因政策不明而夭折，当时一些领域没有放开，政策环境是否仍然是你们创业的阻碍？
刘永好：大概到80年代的时候，我毕业了。我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学校教电子，也教机械。我自己装了一个音响，跟现在的卡拉ok音响类似，很多老师同学希望我帮他们装，装一个几块钱，我帮他们装了几个。
有人说，你这样装，还不如到生产队去做点事，生产队有那么多小伙子，都是初中毕业的，也想做点事。可以在生产队装，有人要就要，不要可以拿去卖。
生产队长听说这个主意也认为挺好。我们一算，大概五六块钱就能够装出来，到街上卖十来块钱也挺不错。但是生产队大队书记一听说要分钱给个人，桌子一拍，“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行！”这个事就没做成。
那一年听说中央在讨论动不动傻子瓜子的事，如果我们的工厂做成了的话，可能当时讨论的就是动不动刘永好兄弟了。
CE：是什么契机让你转战到农业领域的？
刘永好：虽然做音响的想法被枪毙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死心，还是想做事。
我们天天关注媒体报道。我一个人订阅的报纸数量，和我们整个学校的订阅量一样多。收发室的阿姨和我说，你应该付给我工资。后来我发现，国家逐步在变革开放，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是先行者，当时比较出名的有安徽小岗村。
既然农村可以搞，我们就到农村去。我三哥是四川农学院毕业的，他说可以种蔬菜。当时蔬菜产量低，价格高，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种蔬菜。我们家有三分地，租了一亩多自留地，开始种黄瓜、西红柿、辣椒等，把全国最好的品种引进来，同时，开始尝试科学养猪。
后来觉得养猪周期太长了，又发现了鹌鹑。鹌鹑每天下一个蛋，周期很快。而且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说鹌鹑蛋的营养特别好，一个鹌鹑蛋相当于三个鸡蛋，因此价格卖的很贵，两毛钱一个。所以我们从北京引进了几个鹌鹑种开始养。
这个时候，经历过失败的我们有了经验。第一次比较冒失搞了一个音响没有经过批准，差点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我们干脆找了县委书记。
我们告诉书记，现在国家允许农村发展专业户，我们想到农村做专业户。他一听，想了一下，说好，农村专业户都缺乏科学技术，需要有科学有技术的人，到农村去是好事，符合党的政策，我支持。但是书记提出了一个要求，刘永好兄弟每年必须带动十个专业户，让他们富裕起来。
县委书记支持了，就是尚方宝剑。我们用科学技术来养鹌鹑，越做越好，最后把鹌鹑蛋的成本降到每一个蛋一分多，市场价格从一毛五降低到五分。我们那个地方（四川新津）成了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后面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养殖基地。
我们带动农民和周边老百姓养鹌鹑，规模超过了一千万只，供鹌鹑种，卖饲料，收购鹌鹑蛋，把鹌鹑蛋和鹌鹑肉卖到五星级酒店，占据了成都市场，最后卖到全国。
CE：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的地位，明确提出保护的方针。你从这一年转战猪饲料市场，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与当时卖得最火的“正大”饲料比肩。后来，还迫使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为什么选择这一年做战略调整？你是如何实现快速占领市场的？
刘永好：鹌鹑毕竟是小众产品，不可能做的特别大。我们认识到，养猪才是大众产品，猪是中国第一肉食消费品。而那个时候，养猪技术不好，饲料很重要。于是我们开始养猪，一直做到今天。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全中国饲料销量的第一名，在全世界可能排到第二位。
我们几兄弟各有分工。我负责市场、采购和营销，老大（刘永言）搞研究，老二（刘永行）做研究和管理，老三（刘永美）做内部管理。
我对市场营销特别懂，很早的时候，在四川西部，家家户户都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墙头广告，我是中国墙头广告第一人。
以前的报社和电视台不准登广告，后来准许了，我们成为电视台第一大用户。那时电视台刚开始有广告，但还没有私人企业做广告，电视台支持农业，便把广告时段便宜卖给我们。那段时间，每天电视台一到广告时间全都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电视台的台长特别高兴，有上海电视台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他们是猪台。他说，这正说明四川养猪是全国第一。
CE：1995年，你们四兄弟分家，是决策权出了问题吗，还是为了解决发展的问题？
刘永好：1995年、1996年的时候，公司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拥有十几家工厂，1995年国家工商局评中国私营企业500强，我们公司被评为第一位。这个时候我们要扩张，要发展，但几个兄弟有不同的意见，老大对电子科技特别有研究，他觉得应该做电子高科技；老三是学农的，他希望到农村做种植业；老二和我觉得饲料已经是中国第一位了，应该持续地发展。
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我们创业时没考虑过股权，也没考虑过分红，几个兄弟均分股份，每个人都是25%。后来我们妹妹参与到里面，做了会计，也给了股份。
但是四个兄弟谁说了算呢，不知道。老大叫主席，老二叫董事长，老三是总经理，我叫总裁，我妹妹就是总会计师。实际上哪个大，谁说了算没有说清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整。第一是股权的问题，第二是治理结构问题。作为集团化企业，一定要组织结构完善，一定要有董事会、股东会。公司小的时候没问题，大家人少一块干，人多了以后，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不好统一。
所以到1995年，为了治理结构完善，理顺产权，我们就做了个调整。几个兄弟在一夜之间达成协议，签字就定下来了。这就是那次调整（分家）。
原文作者：《中国企业家》记者 周夫荣〡原文标题：追光者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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